欧洲央行已于7月开始提高利率，欧洲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引起了市场的关注。欧元曾经低于美元的平价，欧元区内成员国之间的国债利差扩大，欧洲国债危机再次出现。欧元会继续减弱吗？欧洲债务危机会再次发生吗？欧洲央行能否应对金融碎片化的新工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蔡彤娟。
记者：最近欧元一度跌破美元平价，欧元走弱会成为长期趋势吗？影响因素有哪些？
蔡彤娟：欧元走弱很可能成为长期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首先是欧洲经济的基本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进入中长期技术衰退，经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欧盟国家经济水平分化，成员国之间出现离心趋势。英国脱欧是一个很大的证据。二是地缘政治和大国格局。在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和大国格局的演变中，欧洲在全球地缘政治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作为国际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主权也将受到国际地位的影响。俄乌冲突的爆发不仅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也加剧了欧元走弱的趋势。第三，美元走势的影响。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吸引全球资本回归美国，给其他货币带来压力。欧元也不例外。
从短期来看，美元加息周期将持续到2024年，在此期间，欧元对美元的走势很难取得突破。从中长期来看，在欧洲国际竞争力整体下降的背景下，欧元走弱很可能成为长期趋势。
记者：如何看待欧元区核心成员国与外围成员国之间国债利差的扩大？
蔡彤娟：6月中旬，当欧洲央行宣布将于7月和9月加息两次时，由于担心贷款成本上升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及担心利率上升会增加偿债负担，导致部分成员国债务违约，投资者开始大量抛售债券，欧洲国债收益率飙升，欧元区核心成员国与外围成员国之间的国债利差扩大，德国与意大利、希腊等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一度超过200个基点。
这是典型的“金融碎片化”现象。与金融一体化相比，金融碎片化，即金融市场碎片化。与金融一体化相反，金融碎片化主要是指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对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影响。内部分化加剧，分割成相对独立的不同市场。各市场利率水平差异较大，资本跨市场流动异常，货币政策传导受阻，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金融碎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欧元区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金融一体化标准，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特别是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这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等经济基本面差距引起的，也表明自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离心趋势不仅没有得到弥合，而且扩大，欧元区和欧盟面临分裂危险。
记者：当前欧洲经济的基本面与2011年欧债危机有何异同？
蔡彤娟：从根本上讲，2011年欧债危机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同样的一点是，首先，欧元区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最根本的是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协调。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货币发行权和利率调控权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但财政政策分散，掌握在各成员国政府手中，导致欧元区内外平衡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第三，10年后，南方国家经济结构改革成果有限，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进程没有进展。欧元区成员国高福利制度改革进展有限，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财政纪律进一步徒劳，违纪容忍度进一步增加。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离心趋势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剧，集中体现在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节俭四国”（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差距；第四，内部经济矛盾是由外生冲击引起的，导致债务风险暴露和债务危机。上一轮是次贷危机，主要经济体也采取了非凡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积累了赤字和债务风险。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是不同的经济基本面。本轮危机与上一轮危机的区别在于，上一轮危机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和公共债务问题。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强劲，整个欧元区通胀率不高，始终保持在2%以下，有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因此，通过IMF在国际援助下，欧洲央行通过购买成员国主权债务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担保度过了危机。这场危机是整个欧洲的危机。整个欧洲都面临着高通胀、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的风险。
二是外部影响和压力不同。上一轮危机的主要外部影响来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轮危机暴露在新冠军联赛疫情、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和欧洲央行加息预期的四大影响下。形势比上次更加复杂和危险。此外，欧洲无法控制许多因素，如疫情的反复波动，俄乌冲突的进程主要取决于美国。
三是处理更多的问题，更困难。一是控制高通胀；二是避免成员国经济差距过大造成的经济离心趋势和金融碎片化；三是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欧元走势；最后是稳定经济基本面和增长预期。欧盟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避免分裂。
记者：目前欧洲债务压力如何？欧债危机会再次出现吗？
蔡彤娟：从债务压力的角度来看，首先，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欧盟政府债务占欧盟政府债务的比重GDP之比已高达88.1%，欧元区高达95%.6%，欧元区19个成员国中有12个警戒线，其中意大利高达151%，希腊高达193%。
第二，金融碎片化的压力正在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国债利差正在扩大。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和希腊国债的利差超过200个基点，不仅不利于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传递，而且增加了外围国家主权债务的负担，风险也越来越大。
三是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为应对疫情和能源粮食短缺，欧元区国家采取了财政赤字债务化，特别是外围国家积累了大量到期债务。仅意大利就在今年年底前到期了6576亿美元。如何避免成员国债务违约，损害整个欧元区的声誉和欧元的声誉，是欧盟面临的迫切问题。
第四，俄乌冲突继续积累债务负担。欧洲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高能源和粮食价格不仅带来了进口通胀，而且还导致了外围国家的高债务。欧盟正在酝酿第七轮对俄罗斯的制裁，讨论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制裁。一旦实施，成员国将为进口天然气付出更大的代价，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需要注意的是，上一轮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和评级机构降级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引起的。这一轮危机直接是由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轮流加息引起的。从触发机制来看，这一轮危机还处于起步阶段，冰山一角刚刚出现，危机正在发酵酝酿之中。目前，评级机构还没有降低国债风险水平，如果调整到垃圾水平，情况会更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危机有重演欧洲债务危机的趋势。虽然希腊、意大利等国与德国的息差还没有达到上一轮500个基点的水平，但息差并不是评价债务危机的绝对指标。关键是要看到期债务的偿还情况，能否在债务到期前拿出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偿还债务，相互保障化解危机，最终想办法降低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
